这使得我国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包括和公权相关的法律，但权力在法律中的明细化、可操作化之呈示远远不足。

因此仅有公开内容上的最大化，只是实现了全面公开，还不一定能及时、真正公开，要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还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公开，以实现司法公开的及时性，如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听证公告至迟应当于开庭、听证三日前在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公布，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将其传送至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将执行现场的视频、音频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传输回执行指挥中心，并及时存档，实现执行案件的全程公开。现阶段，在司法公开的内容研究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司法公开的方式予以引导、规范，以避免有些法院公开内容丰富，方式却很单一，公开的司法信息无法真正有效地到达公众的现象。

陈光中、龙宗智教授曾指出数字化指标存在于绩效考评制度中可能带来的问题：目前法院和检察机关的绩效考评制度普遍推行指标考核，即所谓数字上管理考评单位和个人的工作绩效，主要依靠各种数据。[12] 三、司法公开的内容应当更加规范化 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还是浙江省的首个司法透明指数，以上评估方法侧重于对司法公开内容的研究而忽视了司法公开方式的重要性，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司法公开的方式在司法公开改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否充分利用司法公开的方式决定着司法公开改革的成败。201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通知，通过构建三大平台的契机，细化了司法公开的内容： 首先，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向公众公开以下信息：（1）法院地址、交通图示、联系方式、管辖范围、下辖法院、内设部门及其职能、投诉渠道等机构信息。根据以上内容设计的司法公开指数评估体系，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修改《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在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工作机制7个方面的基础上，增加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共9 个方面，分别设定一定的分值。司法过程包括：立案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

首次发布中国海事司法透明度指数，对全国10个海事法院的司法透明度进行评估。一是考虑司法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降低数字化指标在绩效考评中的作用，结合多方因素将司法公开的质量、社会效果等内容纳入考评范围。还有学者细致分析了甘露案，认为该案再审判决书中对于剽窃、抄袭的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并未被证成，而且也无法被证成，因为该案中此描述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并不存在多义性(28)。

在2014年，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对案例指导制度以及指导性案例所做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还有学者分析了美国的劳伦斯案，真正影响大法官判断的是他们对于宪法解释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除了借鉴唐律解释之外，还有学者以具有代表性的清代注释律学文本为视域，研判了中国传统法律解释的技术方法和精神意蕴。还有学者以德国为借鉴对象，认为通过消除所有以往已经颁布过判决中相互冲突的部分，从而维系法律传统的始终如一，同时通过发展法律降低未来发生相互冲突判决的可能性，如何遴选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例，在其裁判理由部分应该运用何种司法技术来实现司法统一，都将直接决定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成败(58)。

就其理论基础而言，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修辞与逻辑的关系，认为逻辑与修辞是法律方法的两种要素，是人类司法文明的重要结晶，应被提升到范式的高度予以研究。针对立法意图的一些批判是无法成立的。

可以说，借鉴法律解释的研究趋势，与部门法结合也将成为法律修辞研究的重要方向。(22)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赵运锋：《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北方法学》2014年第5期。法律论证中的规范性融贯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标准，离不开语用学依托实践对言说实践进行考察的思维和进路(32)。

5月28日，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民商法方面如汤文平：《论预约在法教义学体系中的地位》，《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13)。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

从类比保证理由的角度改进未来裁判理由的撰写，可以使裁判理由与裁判要点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指导性案例的使用和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64)。法治中国建设首先涉及管理体制改革，但仅有体制的改变还不足以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法学研究者必须注意对法治思维的凝练以及法学教育对法治思维的普及(51)。

如何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减少法治实施过程中的负能量，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法治现象开展深入研究(50)。在2014度中，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史为鉴，不少成果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法典的解释及其对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意义。

(三)其他法律方法 1.利益衡量方法。修辞的运用可以使刑法学家在建构理论之时，能够在法官、刑法学家和受众之间找到一个大致可以接受的理论方案，使刑法学家说着晦涩的行话、法官自行其是、民众茫然应对的尴尬局面得以自行消解，从而使刑法理论的解释力、司法判断的可接受性、民众对刑法规范的自愿认同成为了一种可能(42)。(64)张骐：《论类似案件的判断》，《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法律方法的实践功能除了表现在以上法治整体层面上之外，还有很多微观表现。侯猛则指出了社科法学的比较优势：填补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空隙、通过经验研究形成中国的法律理论、解决法教义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职业训练、智识挑战与政治判断等⑥。(32)徐梦醒：《法律论证的规范性融贯研究》，《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

还有学者建议以民法解释学为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进行梳理和剖析，明确私法性指导性案例具有确认和发现法规则的功能和价值，认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所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在我国当代具有私法法源意义(63)。(51)陈金钊：《高度重视法治思维的作用》，《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一方面，在社科法学的学者中，苏力延续了其对法律思维的怀疑③，认为传统的政法法学已经式微，法教义学研究中想像的法律解释者稳定而统一，仅仅是法官或是以法官角色思考的法学学人。(11)熊秉元：《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除了民法之外，商法中也需要重视漏洞补充。可以说，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并驾齐驱，才能够更加全面的凸显法律方法论对中国法学和法治的重要意义。

如雷磊认为，法教义学坚持对于法律事业的内在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学。要在司法实践中参照和援引指导性案例，需要比较案件之间的相似点，法律方法论能够对此提供重要参考。(14)魏治勋：《文义解释的司法操作技术规则》，《政法论丛》2014年第4期。由此可见，学者们针对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更多的是采取了比较稳健和谨慎的态度，力图通过二者的融合来推动法学和法治的发展。

法律修辞规则可为法律修辞学提供统一的科学范式，促成法治的要求在法律论辩中动态地实现、体系性思维和问题性思维间的融合，并且更利于论辩双方达成裁判结论上的合意(37)。(55)胡国梁：《论裁判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

由于司法解释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出台于2010年底的案例指导制度就更受到法学理论研究者，尤其是法律方法论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从2014年度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有意识地提升了法律方法论实践作业的自觉性，不再满足于抽象理论的分析，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向法治现实的贴近、转化、指导和批判之中，这也将成为今后几年中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总体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严格司法时明确要求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董邦俊：《教义学发展、功能与内涵之刑法学揭示》，《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

(63)李学成：《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意义与确认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为研究对象》，《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56)魏胜强：《法律方法视域下的人民法院改革》，《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魏治勋：《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优位性及其限度》，《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在2014年有着多种表现。

(66)黄锴：《目的性限缩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规则——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1号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前者重视法律解释的原因在于宪法解释学的兴起，而后者对法教义学属性的强调使得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成为首选要素。

中国当代法律解释应当借鉴《唐律》法律解释文本形式的经验，改进我国当代法律解释的文本形式(25)。还有学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解读了指导性案例17号(消法案例)，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现有民法规则存在体系整合的必要。

情理是清代的法律原则。法治思维是具有修辞色彩的法律思维，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